“微信上搶紅包也犯法？”近日，浙江臺州、溫州、麗水等地警方連續破獲幾起“微信搶發紅包”特大賭博案，微信搶紅包繼春節之后再度成為熱門話題。
記者在調查中發現，不少參與搶紅包的群成員并沒有意識到自己面臨著違法參賭的危險，對于娛樂和賭博傻傻分不清楚。
那么，如今“微信搶紅包”究竟有哪些玩法？哪些涉嫌賭博？娛樂和賭博二者的法律界限又在哪里？
微信搶紅包玩家花樣多
微信搶紅包很流行，本來是用來社交和娛樂，但經玩家們不斷“創新”玩法，慢慢滑向一種新型網絡犯罪。
“每個群的玩法都不一樣。我們是猜紅包大小，提前下注。”老蔣是一個職業玩家，他告訴記者，“管理員規定以第二個搶到紅包的尾數作為隨機開獎號碼，我們在開獎前私信找管理員押注，買中大小和單雙，均為兩倍，買中數字為6倍。每注可押20元到500元。只要猜中大小、單雙或者數字，就可以獲得倍數不等的收益。反之，押注統統不退還。”
小陳在家待業，他習慣于用3臺設備3個賬號同時開搶，他傳授經驗說，“賬號多，搶到的紅包就越多，贏錢的幾率也更大。像有個群里，我們玩的是彩金，每包25元，10元是獎金，5元是代包費，剩下10元分4個包。抽取到1.11等三個重數的就能得到相應的獎金，最高能拿到2500元獎金。這樣的玩法顯然是賬號越多越有益。”
記者獲悉，還有一種玩法是“紅包接龍”。
臺州警方近日破獲的首例“微信搶紅包”賭博案采取的就是搶到紅包最小的人繼續發以此接龍的方式。
據臺州市民警介紹，首先把錢給群里指定的一個人即“代包手”，統一由這個人發紅包，他要收取紅包總金額5%到10%的傭金，剩下的錢發到群里。如果誰搶到紅包，由搶到金額最少的人發下一個紅包進入下一輪“游戲”。一個紅包一般分4個包發，有的群有上百人，多的有二三百人，往往還沒有開始點，紅包就被搶光了。
溫州鹿城警方在辦案中發現還有一種“牛牛”玩法，搶到的人憑紅包小數點后兩位數字，按照“牛牛”的規則比大小，比如一人搶到100.31元紅包，小數點后兩個數字相加就是“4”；另一人搶到100.62元，最后兩位數字相加是“8”，前一位的點數最小就輸了，要出500元紅包，依次循環。同樣，微信群主和“代包手”抽取一定比例的傭金。
賭博罪判定有明確標準
微信搶紅包玩法多樣，每個群都可以建立一套獨特的游戲規則，那么，所有微信群搶紅包都涉嫌賭博罪嗎？
“賭博的定義是以偶然或者射幸的事件定財產上的輸贏。在微信搶紅包這件事情上，紅包大小是隨機偶然的，存在輸贏，所以帶有賭博色彩，這是毫無疑問的。”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、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在接受《法制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，“如果非偶然，涉及幕后操控，那就涉嫌詐騙罪，另當別論。”
根據刑法第303條規定，以營利為目的，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以及開設賭場的，都將構成犯罪，可能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處罰金。
阮齊林解釋說，小賭怡情與賭博罪兩者的界線在于“是否以盈利為目的”，簡單說，就是要看“微信搶紅包”組織者和參與者的心態只是玩玩，打發或消磨時間；還是對輸贏結果和每局輸贏金額抱有很大期望，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此方式博取較大數額的錢財回報。
那么如何來認定是否盈利，以哪些因素作為判定標準呢？
阮齊林告訴記者，根據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制定發布的《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一條的規定，以營利為目的，組織3人以上賭博，“抽頭漁利數額累計達到5000元以上的”“賭資數額累計達到5萬元以上的”或“參賭人數累計達到20人以上的”，符合其中任何一種情況的，都屬于聚眾賭博，涉嫌構成賭博罪。
組織人員、抽頭數額、賭資數額、參賭人數都有了明確規定，只要滿足上述條件的任何一條，都將涉嫌構成賭博罪。
阮齊林進一步指出，民間所謂的“賭頭”，即微信群的群主或者相關管理組織者，不僅涉及賭博罪，還很有可能犯下了開設賭場罪。
根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聯合制定發布的《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的規定，利用互聯網、移動通訊終端等傳輸賭博數據，組織賭博活動，“建立賭博網站并接受投注的”“建立賭博網站并提供給他人組織賭博的”或“參與賭博網站利潤分成的”，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，就屬于開設賭場。
不過，阮齊林稱，微信群不同于網站，它的隱蔽性更高，相對具有臨時性，將其判定為“開設賭場罪”還值得推敲。但賭博罪的定性標準是非常明確的。
如果沒有涉及抽利，普通的玩家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呢？
根據刑法第303條規定，以賭博為業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處罰金。
浙江大學刑法研究所執行所長高艷東認為，如何認定為“以賭博為業”并沒有在數額等條件上作出更加細致的規定，具有彈性。通常理解為“賭博為維持生活的主要來源”“沉迷于賭博者”。
高艷東說，一般情況下，單純參賭人員不構成賭博罪。有可能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0條對其進行拘留、罰款處罰。
賭徒狡兔三窟致偵查難
一直以賭博為樂的王先生向記者表示，以前在村子里聚賭，時不時就有人舉報，關起門來半夜打牌也沒用。
他認為，微信群除非內部人員自己舉報，不可能被人發現。群主又非常小心，新人必須有成員擔保才能進，有任何問題就“雙飛”，即兩人同時被踢出群。
“如果有人輸了很多，可能會一時不甘心去舉報，企圖拿回幾個錢。”王先生繼續說，“不過，我們群主人不錯，看到有人輸得慘會發個紅包鼓勵大家。所以，我覺得一般賭徒沒有傻到自己去報警。”
正如王先生所說，“微信搶紅包”隱蔽性強、流動性大、傳播速度快、迷惑性強、影響面廣。相比傳統線下賭博案件，查處上困難更大。
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理事、浙江工商大學教授吳高慶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互聯網背景下的新型犯罪形式偵破難體現在三個方面。
一方面是傳統線下賭博需要一定的場所和服務人員，容易被檢舉揭發。“微信搶紅包”賭博無需現實的物理空間，僅需“手機+網絡”，在網絡動態技術的支持下，使得賭博狡兔三窟，不易被察覺，不容易被相關部門查處。
即便是在號稱“網絡帝國”的美國，據聯邦調查局全國網絡犯罪特勤組的估計，網絡犯罪大約只有l%被發現，而在發現的數字中也僅有大約4%被送到偵查機關。
另一方面是傳統線下賭博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支持，受到時空性限制。微信搶紅包賭博依托虛擬的微信群“賭場”，擺脫了人們對傳統賭博時間和空間的限制，甚至引發“上個廁所就輸千元”的荒誕鬧劇，24小時的全天化運行，跨省、跨國的多地化開展。由于涉案人員的地域分布廣，對現階段的司法區域管轄問題提出了現實挑戰；涉案人員的身份信息復雜，對于諸如借取微信賬號人、盜取微信賬號人等的身份信息核實等問題提出了現實挑戰。
記者發現，目前浙江破獲的幾起微信紅包賭博案，主要是警方獲得線索后匿名潛入犯罪群，掌握犯罪規律與證據，進而抓獲嫌疑人。
對此，吳高慶認為，公安民警裝作“賭客”加入微信群的做法可能會引來“釣魚執法”之爭，案件偵查難以實現人贓并獲，無形中又增大了偵查機關的偵查難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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